谢友柏，中共党员，1933年9月23日出生于上海，长期从事设计科学和摩擦学研究。1955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1986-2018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986-1997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润滑理论及轴承研究所所长，1994-1999年担任润滑理论及轴承转子系统国家教委开放研究实验室主任，1992-1997年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学会理事长，1992-2004年担任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94年5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亲历战乱，以振兴国家为己任
谢友柏于1951年进入交大，毕业后一直留校工作，2018年退休之后退而不休，一直在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把振兴民族、报效国家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他很小的时候，家就搬到了上海法租界。谢友柏回忆，当时上海有三个租界：交大在法租界，南京路北是英租界，苏州河以北是日租界。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他感到非常兴奋。他说：“我1951年进交大的时候，当时还在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想把国家振兴起来，报效国家。那时候相对来讲各方面很困难，我们想得更多的是怎样让国家更强大。”
谢友柏讲到，之前，交大有一个革命传统，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上海老校区有一个大礼堂叫新文治堂，上面曾贴过四个大字——民主堡垒。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
真做学问，以追求真理为准则
他的老师们经常讲“要好好做学问”，在中学阶段，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老师对他的影响特别深。谢友柏说，当时在课堂里老师讲解一些物理、化学原理的情景在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回忆起来。他毕业以后留在交大机械原理和机械零件教研室，刚解放，学校用的还是比较旧的英美教材。1953年，第一位来到交大的苏联专家，就是内燃机专业的。当时全校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学校用的教材都改为苏联教材。谢友柏回忆：“当时老师都不太懂俄文，花了很大力气学俄文，然后把苏联教材写成讲义，用油印的办法发给学生，图要另外裁下来，贴在讲义的空格里面，所以当时贴图整理讲义要花很多时间。不过这个还不算什么，我作为助教进教研室的时候，教研室老师对苏联教材里新理论的讨论非常认真。教研办公室有一块大黑板，每次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在争论，好几个教师围着黑板，用粉笔画，讨论这个图什么意思，这个名称什么意思，它的内涵是什么，它的理论在什么地方。”
在学校里做学问的那种氛围，对谢友柏产生的熏陶和影响让他一直坚持专注于做学问，他在大型汽轮发电机组、高速透平机械转子轴承系统的摩擦学设计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交大老师留给他的印象，对他追求真理做学问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扎根西部，坚持科研与教学并重培养学生。有人请他题词时，他经常这样提：“学知识，做学问，追求真理。”就是一面学，一面要问，要把道理搞清楚，他认为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
耄耋之年，以永不停歇为要求
88岁的谢友柏现在还在助推者设计科学领域的发展。他介绍到，设计本身是一个知识流动、集成、竞争和进化的过程，知识在设计中起根本的作用。过去每一个领域都只研究自己的设计理论和方法，但是人类活动都是预先设计好才去实施，各个不同领域的设计，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工业、农业、交通、信息、医药、文艺、教育、娱乐等，都有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各行各业设计的竞争力。他说：“科技自强自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握能够提高我们设计竞争力的规律，而这个基本规律的研究需要花很大功夫。现在我还在努力推动这个事情，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有思考。因为只有超前的设计，有竞争力的设计，才有可能产生有竞争力的产品。”
60余年，谢友柏始终不忘家国情怀，秉持赤子之心，关注国家发展进步。他说：“国家要真正离开跟跑阶段，走到并跑阶段，再到领跑阶段，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是不行的，希望年轻同志在学校里做好学问，打好基础，因为工作岗位上的要求和工作内容千变万化，基础打好了以后，碰到任何新的情况，都可以自己学习，自己去解决，自己去进步。科学的今天和明天是年轻人的，希望交大青年一代能够真正把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责任担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