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晖
第一次认识“石峁遗址”是2018年底，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审定当年一批名镇志稿，其中范林虎先生主编的《高家堡镇志》大篇幅地记述了坐落镇内的“石峁遗址”。“厚土高天高家堡玉魂石魄石峁城”，颇为震惊这一华夏文明新发现。时隔四年，陕西省志办赠阅并委托评论《石峁遗址志》，该志仍由范林虎先生主编，2021年12月仍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篇幅40万字，略大于镇志，内容详尽记述了这一石破天惊的考古新发现，将这史前石城之谜的解读推向新的高度。
一、双重属性彰显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志特色
《石峁遗址志》是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编纂的一部专业志。这部专业志是由石峁自然实体与人工建筑石城遗址合成的一部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志。所谓不可移动文物，是指“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编纂不可移动文物志的体例不同于一般的馆藏文物志，它具有自然环境与人工建筑双重属性。《石峁遗址志》采用纲目体，首设“概述”“大事记”，卷末有“附录”，正文从自然环境到考古发掘、石砌城址、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保护管理、宣传展示、艺文、杂记、人物，大类为纲，类为一志，“志”分十类，特色鲜明。
（一）突出自然实体特色——设置“遗址环境”志
不可移动文物是坐落在一定的自然实体之上的。编修《石峁遗址志》，首先要考虑到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实体，以确定志书的区域性和记述空间范围。《石峁遗址志》第一大类即设置“遗址环境”志，下设两个分目“自然环境”“人工环境”。“自然环境”记述的是这一自然实体状况，故设置“区位交通、地形地貌、河流水文、气候植物、矿产资源”等目。“人工环境”无疑记述的是自然实体之上的社会环境，设置“政区建置、名镇荣誉、村庄人口、经济业态、文化教育、名胜古城、风土民情”等目，人工环境的内容是从石峁遗址向外放射状扩散，将石峁村和高家堡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囊括其中。“遗址环境”志这样的设置，使志书的首要特征地方性和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志的自然属性得到很好的体现，万事万物都赋存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因此，“遗址环境”志的设置是非常必要的，科学的。
（二）突出文物考古特色——设置“考古发掘”志
文物是静态的物体，而对其发掘是动态的活动。《石峁遗址志》第二大类设置“考古发掘”志，成为《石峁遗址志》中最吸引眼球的鲜活内容。该类首列“考古调查”分目，将历次调查分别设置条目；然后依次设置“发掘项目”分目，记述历次发掘地点；“重要荣誉”分目，设置“中国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条目，一个个令世人震惊的考古发现，读之满目惊喜和骄傲；最后一个分目“考古工作队”，记述人员结构、考古工作平台、石峁文物医院以及考古实习生、雇工等条目，这个分目是专门记述考古队伍的，突出了人在考古工作中的作用。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每次参与调查的人，即便屡次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人，都有单位和人员姓名记载，见事见人，既突出文物考古特色，又彰显志书人文精神，此志堪称是以事系人的典范。
（三）突出建筑物体特色——设置“石砌城址”志
不可移动文物基本特征是属于人工建筑的遗址。《石峁遗址志》的主体内容是石峁城遗址，志书第三大类设置“石砌城址”志，分别记述石峁城核心区“皇城台、内城、外城、城外地点”。皇城台位于石峁内城中部偏西的高阜台地，为四围包砌护坡石墙的建筑，面积达24万平方米，顶部面积达8万平方米，最大垂直高度超过70米，9至11层级护墙逐渐内收，阶阶相叠，呈底大顶小覆斗状“金字塔”结构。皇城台为大型宫殿及高级建筑基址，构建年代在公元前2300——前1800年之间，人们想象当初宫殿错落有致、坚固巍峨、雄伟壮丽，凸显威仪感和震慑力。“内城”面积210多万平方米，已发现城门4座、马面6个、角台3个、残存城墙60余段；“外城”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已发现城门4座、马面9个、角台3个，残存城墙20余段。“外城地点”两处。每个城址记述有经纬度、城墙、门址和出土文物介绍，配有精美图片，图文并茂，叙述简明。“石城”是石峁遗址的核心，“石砌城址”志也是《石峁遗址志》的核心，为全志之魂所在，十分珍贵。
（四）突出石峁文化特色——设置“出土器物”志
石峁文化不见诸多少文献，其标志完全在于出土文物。《石峁遗址志》第四类即设置“出土器物”志。自2012年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发掘以来，石峁遗址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壁画、纺织物、水晶、松绿石等各类器物。志书分5个小类记述，用文物说话，这些实物证实了石峁璀璨的历史。皇城台遗址出土的玉钺、玉环、玉琮，标志着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石峁是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与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鼎足而立的一座史前玉器宝库。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先民日常使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判断考古学年代和考古学文化的标准器物。石峁出土的“双鋬鬲”为代表的陶制稳定器物成为“石峁文化”命名的最重要依据。石峁城是石头的王国，石雕品种多样，有直立一米多高的双神面大石雕令人震撼，横置神面石雕长达2.67米，双虎面石雕长达1.79米，还有人面石雕、牛马石雕、人射马石雕、眼形石雕、对兽石雕、蛇纹石雕、石镞等，其形状自身是时代的产物，有待人们与石对话，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奥秘。其次还有骨器，卜骨、针具、口簧、管哨、箭镞等。至于其他类的铜刀、铜镞、壁画残片、麻布残片、海贝等，这些文物在志中没有记载考古认定的年代，但它能告诉人们，石峁的遗物并非某一时期某一地的产物，而是多个历史时期多个地方的器物随着人类文明往来活动而遗存下来，因此，考察发掘无穷期。
（五）突出人文科研特色——设置“学术研究、人物、艺文”志
《石峁遗址志》记述的实体是石峁城址，对于石峁城址本体的考古发掘离不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志书为突出人文科研特色，设置了“学术研究、艺文和人物”等类志。“学术研究”设“学术会议”“研究成果”两个分目。文物考古界召开多次学术会议，通过对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进行深入交流和研讨，石峁文化的概念属性及年代特征也逐渐明晰，取得丰硕成果。“艺文”类设置“文献书目、诗文选萃、书法题词、石雕拓片”4个分目，内容十分丰富，是全志分量最重的一类，56个页码，其中“诗文选萃”41个页码，诗只有2首，文的篇幅就显得收录过多，有些考古纪事、工作汇报内容可记入考古发掘类目，用不着不加提炼地收入“艺文”中。“人物”志设置6个目，全是参与考古的专家学者，收入面不够广，还应该收入历史上在石峁留下足迹的有影响的人物。
人文活动方面还设置了“保护管理、宣传展示、杂记”三类。这些类目设置有必要，但微观上出现交叉现象，例如“宣传展示”中的文物，比前面“出土器物”类中记述的品种还要多，“出土器物”中的“玉器”只有2页7个目的介绍，而在“宣传展示”类中的“玉器”就有8页33个目的文字介绍，明显归属不当，可以合并到前者，“宣传展示”综合简记展示概况，不必具体到每个器物。再如“杂记”类没有分目，下设5个条目，14个页码，篇幅单薄，难以支撑一个大类，其中“学术争鸣”文章完全可以移入“学术研究”类目中，“周边同期遗址”可以移入“石砌城址”类“城外地点”分目中，其他条目可以移入“附录”下“资料文献”中去。
形式为内容服务。体例设置微观上出现小交叉不影响资料的记述。瑕不掩瑜，《石峁遗址志》是一部总体结构合理、文字叙述精准、图片设置精美、出土文物辉煌、历史厚重深邃、以人为本鲜明、学术性与通俗性并举的好志书。
二、石破天惊揭开石峁城神秘面纱
近百年的考古历程，连续十年的系统发掘，对石峁城的面积规模、构筑年代和功用属性的探索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石峁遗址志》全面系统地记述，再现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一次次石破天惊的新发现，一批批令人震撼的出土文物，一步步走进历史的深处，一层层揭开石峁遗址神秘的面纱。
（一）明清时期初识古城为“唐代城址”
“石头上的王国”——石峁，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地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永利河交汇处的黄土梁峁上。这座沉睡几千年的石城遗址何时开始苏醒的，有史记载不足500年。《石峁遗址志》“大事记”记载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巡抚都御史涂宗浚等主修的《延绥镇志》，第一次将这座谜城载入史册，认定这是唐代的幽陵都督府遗址。
唐贞观二十年（646）正月，“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以多览为燕然府，仆骨为金徽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都为臯兰州……”唐太宗在公元646年以铁勒拔野古部为幽陵府，这是北狄游牧民族部落地带，此地战事频仍。开元四年（716）六月，武则天干儿子突厥可汗默啜北击九姓铁勒中的拔曳固（即拔野古）部落，在独乐水（今蒙古国土拉河）畔之战中大获全胜，凯旋途中，默啜轻敌不设防备，被逃散的拔曳固战士颉质略刺杀。这些有史记载的史实说明，石峁遗址是唐代的幽陵都督府所在地，作为府址的年代很明确，公元646年，功用为都督府城。此地又因为是被武则天封为“归国公”，并授予大周左卫大将军的突厥默啜可汗殉难之地，史书失记墓葬何处，志书记载石峁和周边有大量墓葬，有的墓还有棺外殉人，有陶器、玉器等丰厚的随葬品，是否有默啜可汗陵墓？或许这是“唐代城址”之谜中又一个谜。
先入为主，“唐代城址”说一出，随后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延安府同知谭吉璁纂修的《延绥镇志》沿袭此说，道光二十一年（1841）榆林知府李熙龄纂修的《榆林府志》、神木县知县王致云纂修的《神木县志》，沿袭此说之外，引申记述为“英宁府”“宅门墕堡”。“唐代城址”说自明万历年间诞生以来，尽管有些不确定性，最多是这个遗址在唐代曾经有此行政建置，但不是石峁遗址文明的源头。略嫌遗憾的是《石峁遗址志》中“政区建置”对幽陵府没有提及。无论此说正确与否，明万历年间《延绥镇志》的记载毕竟产生了蝴蝶效应，开启古城址的研究先河，刮起300多年后的十年系统考古发掘风。
（二）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石破天惊认定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石城
民国16年（1927），天津7月16日《大公报》刊发《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报道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关注石峁遗址，并派高家堡籍北京大学学生韩寿萱回乡时调查。这件事未见调查结果，但说明石峁遗址已经进入考古界的视野，遗址年代已被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提升到汉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遗址考察逐渐拉开了序幕。1958年4至5月，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员、省文博干部孙江，神木县文教科干部黄发钟和高家堡文化站干事李建中在石峁遗址调查，根据《榆林府志》中的“英宁府”“宅门墕堡”的记载，在石峁、雷家墕大队发现断续的石砌城墙，认定遗址分布范围“东至牛家沙墕、西至土王山、北至公路旁的断崖、南至雷家墕庙，东西约四华里，南北约六华里”。其中以位于石峁大队皇城台高地的“头套城”最为清晰。调查者将遗址命名为“石峁山遗址”，认为“该遗址包括三套城（头套城为皇城，二、三套城为内外城）”，认定年代是龙山文化时期石城。调查者于4月26日填写《遗址调查记录》，对遗址名称、位置、地形地貌、保存状况进行记录，并对头套城（皇城）的城墙、灰坑、土层、石头建筑等相关遗迹以及发现的陶器、刀、斧、石器等标本进行描述，《记录》并提出“已责成农业社负责保护，并请求文化主管部门勘察”的建议。谁知这一次石破天惊的发现，受大跃进的影响，《遗址调查记录》完成后被束之高阁，尘封在神木市档案馆中，此后的考古调查没有得到继承和利用，沉睡半个多世纪之后，2015年编纂《高家堡镇志》时才被发现。
有史以来的首次调查取得的成果有三：一是将遗址命名“石峁山遗址”；二是遗址年代提升到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三是测出遗址最大面积，“东西约四华里，南北约六华里”。
（三）20世纪出土大量文物“石峁遗址”得到政府保护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龙山文化器物特征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等，这些在石峁山考古中被陆续发现。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郑洪春、廖彩梁、蔡永华及西北大学考古系曾驷联合调查“石峁山遗址”，估计遗址规模约10万平方米。面积不大，显然这次调查不了解首次调查的成果，只触及到首次勘查面积的冰山一角。
有人说龙山文化“地下气象万千，地上一无所有”，而石峁山文物在20世纪中后期不断被发现。1976年1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干部戴应新在石峁遗址调查，征集到126件玉器、陶器等一批重要遗物，认定为龙山文化遗物，并于同年9月复查撰写简报，发表在1977年《考古》杂志上，提出“石峁遗址”命名，引起学界热议。198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长寿、乌恩等在石峁调查，征集到玉器。同年8月，西安半坡博物馆工作人员到石峁调查，首次进行小范围试掘，发掘面积84平方米，认定遗址面积5万平方米，面积规模大幅度缩水。同年10月，榆林地区文物普查，这次普查登记表将遗址面积记录为4平方千米，除发现陶片玉器之外，还发现有白灰面房址及传说的唐代城址遗迹。80年代中后期，国家及省市县文物部门多次组织调查，随之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石刻、彩绘壁画等珍贵文物。
1987年10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马安忠、县文物管理所孙嘉祥在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并采集文物标本，此次调查认定遗址面积90万平方米，由此可见每次调查都是孤立的，调查成果都没有得到连续利用，面积再次缩水。但这次普查结束后，专程向神木县人民政府和高家堡镇政府建议，加强对遗址的管理，风雨飘摇几千年的石峁遗址终于得到政府保护：1982年12月，被神木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4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21世纪连续十年发掘进一步揭开石峁遗址神秘面纱
2010年至2011年4月，神木县政府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请求对石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在省文物局的积极推动下，省市县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成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开展大面积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初始调查历时45天，对石峁城址城墙走势进行重点调查，运用数字化技术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测绘，确认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2015年至2019年，重点发掘“皇城台”，出土玉器、石器、陶器、骨器各类文物标本万余件，其中发现70件造型精美、类型多样的石雕，有21件镶嵌在墙面上，有1件双神面大石雕矗立在夹道地面上，极为珍贵。
连续十年发掘的同时对石峁遗址周边进行调查，新发现龙山时代石城20余座，面积从数千平方米到400万平方米不等，进一步揭开石峁遗址的神秘面纱，“皇城台”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上面发现有大型宫殿、池苑、祭坛等建筑遗迹，清理出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的广场、南北墩台、瓮城、石板道路和大台基南护墙，石块砌筑的城墙残高2米多。内城占地面积210多万平米，外城面积约190万平方米，整体石峁遗址面积400万平方米，规模之大，遗物之丰富，令世人惊叹。
三、未来可期惟石能言石城谜
石峁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反思，对于探索早期国家的形成及理解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石峁遗址志》全面系统记录了石峁遗址的考古成果，它的出版发行实现了方志文化和考古文化的协同传播，让历史复活起来，为古老的石峁遗址插上腾飞的翅膀，飞向世界，飞向未来。2017年7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石峁遗址迎来依法保护和发展机遇，高家堡镇积极规划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石峁博物馆和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始建设。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宣布，石峁与良渚、陶寺、二里头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成果，相关内容编入中学教材。2019年9月21日，神木市启动石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从石峁遗址宣传保护管理意义上来说，已经取得圆满成功。而从考古科学意义上来说，“由于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石峁遗址尚有诸多待解之谜。阐释遗址的文化内涵，需要多学科研究参与，拓展研究的空间与层次。”《石峁遗址志》是方志界与考古界协同研究的成果，志书体例与考古内容学术性得到专业保证，入志的石峁遗址发掘与研究成果代表了现阶段最高认知水平，但从志书反映的现实层面上看，的确有几个“研究的空间和层次”需要拓展。
（一）遗址面积规模需要进一步拓展勘查
十年系统发掘获得石峁遗址整体面积40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相当于6个故宫的面积，规模远远大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5000年前两座城——双槐树遗址和良渚古城。然而志书记载各个时期的调查面积大相径庭。如前所述，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考古系联合调查“石峁山遗址”，估计遗址规模约10万平方米。1981年8月，西安半坡博物馆工作人员到石峁调查，认定遗址面积5万平方米。1987年10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认定遗址面积90万平方米。这几次调查面积不等，都被后来发掘认定的400万平方米而否定。事物的认识过程客观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关键是1958年4至5月，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面积被尘封在档案馆，沉睡到2018年编纂《高家堡镇志》时才被发现，那么，这第一次普查的数据确确实实没有被后来大规模考古发掘利用，也没有引起考古专业人士重视参照勘查，第一次普查界定“东至牛家沙墕、西至土王山、北至公路旁的断崖、南至雷家墕庙，东西约四华里（2千米），南北约六华里（3千米）”，计算出遗址面积则是6平方千米，即600万平方米，这将比现在认定的面积大出200万平方米。见诸记录的数理逻辑是这样，事实有多大还是一个谜，有待再次勘查认定。
（二）石城构筑时代和功用属性之谜需要进一步研究
石城构筑时代和功用属性是紧密相连构成一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课题。志书记载，石峁古城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前1800年。石城遗址规模巨大、形制完备、结构清晰、保存良好，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从构筑至废弃长达500年的古城功用属性是什么？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石峁城址的功用不同于一般性原始聚落，应为早期城市滥觞时期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皇城台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显示出遗址的核心区域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其建筑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同时表明石峁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区域政治中心的作用外，可能还承担着宗教中心的角色，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由于遗址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其发展高度、复杂程度以及建筑技术，远远超出了之前对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的判断，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方向存在双向、多重、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石峁城的功用属性在考古学界存在着黄帝居邑说、帝挚都邑说、夏都说等十几种考古学说的争论与研究，让人对遗址究竟是座什么样的城？生活着怎样的一群古代先民充满了遐想。最乐观的是西北大学丝路研究院副院长席会东教授提出的“五宗最”说：“史前第一城、玉石第一城、陕西第一都、河套第一都、丝路第一城”。他认为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石砌城垣构成，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超大规模的面积，完整的城市防御体系，奠定了后世城市形态，是当之无愧的“史前第一城”。石砌墙体内极为特殊的大量藏玉现象，凸显了东亚地区古人崇尚“玉石”辟邪御敌观念，石峁城址或许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玉门”“瑶台”等相关，“石峁玉器”质料精良、工艺复杂、特征显著，是我国龙山晚期至夏时期北方地区玉器之集大成者，故言“玉石第一城”。陕西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3000年中国看西安，4000年陕西看石峁”。4000年前陕西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在陕北，也就是现在的石峁遗址当属“陕西第一都”。中国文明是多元起源，通过族群融合和地缘整合而形成，龙山时代是“邦国林立、满天星斗”的文明格局，石峁是黄河中游河套地区乃至北方第一城，即为“河套第一都”。石峁城具有农牧融合特征，大量羊骨、草原石雕、斩首剥皮、头骨酒器与其后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匈奴人一致，而玉石、鳄鱼骨不产于本地，表明石峁已是当时草原丝路上的重要节点，“和合南北，融通东西”，石峁玉器的来源既有辽宁的岫岩玉，又有甘肃、新疆的和田玉，所以在4300年前，远距离的文明交往、商贸之路就已经存在，那时，和田玉系的昆仑玉就已大量传入到河套地区，石峁遗址乃为“丝路第一城”。
席教授的“五宗最”说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不等于完全解开了石峁遗址构筑年代和功用属性之谜。譬如“史前第一城”，到底是谁之城？《吴越春秋》中说“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石城卫的是哪代之君，守的是哪方之民？学术界争论莫衷一是，志书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多说并存。较为集中的观点认为是黄帝居邑。黄帝被尊奉为“华夏始祖”，即位于公元前2697年，这样与石峁城构筑年代不合。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陈民镇教授写了多篇质疑文章，《石峁遗址志》选载其《石峁古城性质再认识》一文，发表在2020年9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或许这是本次修志所获得的最新资料。文章从“时”的角度质疑石峁遗址与“黄帝居邑说”年代不合；从“地”的角度认为黄帝的遗迹在陕北值得重视，但不能完全排除在其他区域的活动；从“人”的角度看农耕族群定居与游牧族群不可同日而语，但“北狄说”值得重视；从“物”的角度看“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但不仅仅是石峁古城作为黄帝部落居邑的依据，而在“龙山文化”之前，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更为典型；从“文”的角度来看，这是石峁古城最缺乏的自证材料，同时“在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确认和时代确定过程中，文献记载和口头传说不能独立作为依据。”综合“时”“地”“人”“物”“文”几个方面分析，“考古如何与传说对证”，众多“石峁古城性质假说”，没有铁的事实“石峁族属尚难论定”。
（三）颠覆认知惟有石峁石雕
2011年11月至2020年8月，连续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召开了9次国内国际石峁学术研讨会。2013年7月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石峁遗址研讨会”，对石峁遗址发掘工作使用的测年、遥感、三维信息提取、航拍、动植物研究等技术手段和多学科合作给予肯定，认为石峁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的课题重点和亮点，是探索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重要资料。2016年8月召开的“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考古学文化编年、聚落布局、历史地理、社会形态、政治结构、生业形态、建筑技术、玉器、碳十四测年、锶同位素、古环境、植物、动物、孢粉、壁画、早期金属器及冶炼技术等各个角度探讨石峁遗址的丰富内涵，同时对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聚落与经济形态、生态环境、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交流，也有学者专门将石峁遗址与世界其他同时期早期文明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可以仰望天空，隔空呼应；而事实必须脚踏实地，立足本土。如果这些大规模地研讨还未能将传说与古城实物对应起来，大道至简，那就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的观点，他在《石峁石雕：颠覆我们认知的发现》一文中说：“对于新发现石雕的特点、性质与文化归属，提出一些判断，其颠覆性的重要发现，会引发重构区域考古学文化体系，重新书写补写历史迷失的片段。”
石峁历史已经迷失数千年。数千年的风雨洗礼，没有人能听得懂风的诉说，雨的叮咛。赞成王仁湘的“颠覆”见解，惟石能言遥远的记忆，读懂亘古未变的石峁石雕或许就能达到豁然开朗的境界，向历史的深处挺进。石峁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等万余件遗物，虽然有些是文物年代稳定器物，但它们是非石峁本地产物，因文明交往商贸流通而来，而且有些陶器、玉器是随葬品，皇城台壁画被专家确认是汉代技法，“夏虫不可语冰”，这些物品的年代不足以作为石峁本体年代的证据，惟有大大小小的石刻石雕是石城的原生物，无论是嵌在石峁城墙中的还是瓮城倒塌堆积中的，都具有石峁城奠基石的性质，是石峁城本体构筑年代的标志物。考古发现“双神面大石雕”“平面形神面石雕”“人面石雕”“人射马石雕”“牛马石雕”“眼纹石雕”“对兽石雕”“蛇纹石雕”，还有石刻符号，这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等5类70余件精美石雕，志中只有形状、尺寸和出土位置的记载，没有一件道出石雕是什么年代产物，可见考古界对此没有作出深入考证，而且有的命名是草率的，例如“对兽石雕”，这个命名是错误的，“两足曰禽，四足曰兽”，那石雕上是一对节肢动物，没有足怎么能称是“兽”呢？一斑窥全豹，只要能解读出石雕的年代，哪怕找到一件石雕、一个石刻符号或一组石纹的准确年代，就能找到解开古城密码的钥匙，整个遗址的年代就会迎刃而解。石峁石雕艺术体系的背后是有历史支撑的，虚幻艺术的背后是真实的历史。王仁湘认为“石峁石雕的艺术传统，在夏商铜器和玉器纹饰中能看到它的影子，都属于同一体系。究竟是中原夏商文化继承了石峁石雕艺术传统，抑或是它本来就是生长在中原而影响到石峁的艺术传统，这也许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双神面石雕是两面神崇拜，“史前中国两面神信仰与崇拜的形成，应当不会晚于距今6000年前。……两面神崇拜的起因、起源及传承，中西两面神崇拜是否存在关联，两面神信仰在探索古代宇宙观认知体系完善过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不知道其他“学者专门将石峁遗址与世界其他同时期早期文明进行对比研究”有那些内容。双神面大石雕是石峁石雕标志物，无论是看神还是看人，首要的都是看眼睛，石峁石雕有眼睛专雕，“眼形石雕”“眼纹石雕”，令人不由想起古希腊的五大神眼：宙斯的永恒之眼、赫拉的真理之眼、太阳神阿波罗的光眼、雅典娜的神圣之眼、波塞冬的蓝眸，五大神眼各司其职。眼睛是古希腊的图腾，米克诺斯岛上的“恶魔之眼”饰品风靡欧洲，这些海神的蓝眸是用来趋吉辟邪的，古希腊城邦雅典和爱琴海美丽的岛上有很多眼形窗户建筑。可惜没有到石峁遗址考察过，遗址也没有全面发掘开来，如果遗址有大量眼形石雕，会不会与古希腊眼睛图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雅典古建筑年代不是太早，我们不孤立地局限于一时一地，畅想未来，探索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源流问题才是更大的目标。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良渚文化有阴刻古埃及人物像，石峁文化为何不可以有古希腊的眼睛图腾？东西文明的图腾崇拜一定会存在“西学东渐”或者“东风西渐”关联的，石峁石雕静候独具慧眼的人去发现。
研读《石峁遗址志》有一种饥饿感，反复咀嚼，在扑朔迷离的石城谜中贪婪地寻找奥秘，在奥秘中窥探历史的天空。“研究遗址的族属性质及与同期考古文化的关系，需要更多考古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石峁遗址实物惟有大量石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雅典就像一匹钝马，而我就是一只不断叮它，让它具有活力的牛蝇。”石峁遗址要想准确地确认“史前第一城”，探源中华文明，助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需要苏格拉底那样一批贪婪的“牛蝇”，不断叮着石峁遗址这匹“钝马”，终有一天惟石能言解开石峁城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