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发布11项重要考古发现。2022年陕西全年完成配合建设工程考古项目约1100余项，发掘古墓葬座、灰坑、房址等遗迹1万余处，遗址近6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约5万件（组）。其中，蒋刘仰韶大型环壕遗址、石峁高等级贵族墓地、太平龙山时代环壕聚落、西头西周时期大型城址、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重要发掘、清平堡长城考古、柳公权撰书墓志、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等重要成果不断涌现，使古代历史风貌重回大众视野的同时也为政府规划决策提供了依据，并全面展现了陕西考古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果。
蒋刘遗址发现大型环壕
蒋刘仰韶文化遗址，此次发现了仰韶晚期环壕和墓地，并发现灰坑、陶窑、房址等遗迹100多座。考古人员在确定环壕范围和结构后，开始有针对性地探索环壕内外的聚落功能区划，特别是寻找环壕外的相关功能区，最终在环壕西南段外发现蒋刘遗址的墓地。墓地距环壕最近约15米，发现了集中分布的成人墓葬58座。墓地似经规划，绝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墓主头向东北，朝向环壕。
“蒋刘遗址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来仰韶考古特别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深入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负责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实习员王红英说，“蒋刘环壕规模更宏大、墓葬分级更明显，暗示着蒋刘仰韶晚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层次分化，是仰韶晚期社会更加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体现。同时，墓葬中数量丰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其功能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
宝鸡发现仰韶晚期建筑遗址
2022年，为配合宝钛集团工程建设，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对项目所涉及区域的古代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仰韶文化时期遗迹28处，其中灰坑15座、房址9座、窑址2座、沟2条。根据出土器物判断遗迹时代均为仰韶晚期，发现地面式排房5座，之间均有隔墙，总面积108平米，平面呈长方形，房址建设时原始地表经平整处理，房屋地面经料姜石粉末涂抹处理，先后有3层，表明曾反复使用。半地穴式房址4座。窑址保存较差，发现有火塘及烟道。
“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的发掘是关中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时代最早的排房建筑，在其之后的排房要到龙山时代晚期山西碧村遗址、临潼康家遗址、泾水流域打石沟遗址中才出现。宝钛项目夯土墙体大型排房的发掘是研究仰韶晚期宝鸡乃至关中地区房址的建造方式、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材料。”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望林说，“下一步，将对发掘的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战国灶址等重要遗迹进行异地搬迁保护。”
石峁遗址发现皇城台高等级墓地
2022年，石峁遗址发掘集中于皇城台顶西部，确认为一处石峁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地，命名为“皇城台墓地”。因周围存在现代坟园，暂不具备对墓地进行全面揭露条件，仅揭露墓地一角。目前已发现确认石峁文化时期墓葬19座，其中土圹墓14座，石棺墓5座，石墙多道。
此次发现的“皇城台墓地”由一道宽约4米的石墙与皇城台建筑分布区隔开，土圹墓集中分布于发掘区中部和西南部两处区域。西南区的7座墓葬连排分布，除一座为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西向。墓葬结构相似，平面形状为圆角长方形，口小底大，墓室面积普遍超过10平方米，深3.5～4米。墓葬普遍使用木质棺椁，由榫卯套接而成，已朽为灰痕。墓内普遍有殉人，殉1至3人不等，还发现殉狗。中区墓葬规模略小于西南区墓葬，多有木质葬具，墓主人骨已无存，墓内多有殉人，一般仅殉葬1人，墓上未发现石墙及建筑遗迹，显示出等级低于西南区墓葬。
“虽然2022年发掘的皇城台墓地仅揭露出一角，墓葬多遭严重盗掘破坏，相较于之前在石峁韩家圪旦地点、府谷寨山遗址发现的墓葬，皇城台墓地发现的石峁文化墓葬规模更大，为目前所发现等级最高的石峁文化墓葬，确定为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成排墓葬及围绕墓葬所建的整齐石墙表明石峁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已有成熟的规划意识和墓上标识性建筑，具有墓园的雏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说。
旬邑西头遗址发现商周高等级墓葬
旬邑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遗址为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2022年通过勘探，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东城墙由两道夯土墙构成，宽度约7米，其东部宽4米、西部宽2.7米、两者相隔约3米。壕沟宽约8米，残深约2米。对南城墙进行解剖，可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结合勘探已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此次考古确认一处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2022年度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米、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同时，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另外，还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可判断，该地点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区域考古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该遗址构建起区域商周时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豆海锋说：“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城址，为‘豳’地历史及王畿地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区域人群变迁及社会演进提供了新证据，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
太平遗址发现东西并列两个环壕
太平遗址2022年已完成50余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此次发掘对太平遗址的认识有了一些初步的线索，确认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两座环壕年代相同，体量接近，口部宽度约15-20米，底部宽度约10米，深约5米。环壕大部分在生土上开挖修建而成，边界明显，保存完好，起到防御、防洪、排涝及满足日常生活给排水的重要作用。
遗址内发现居住建筑形式多样。除2021年度发现的地面式方形建筑、“吕”字形半地穴建筑，圆形深穴式建筑外，2022年度新发现有使用土坯的窑洞式建筑，两个居室与一个院落的半地穴建筑组合，及一处可能与建筑相关的人工夯土台基等。在东环壕北部中央发现有朱砂墓、夯土基址和大型地坑院建筑等。同时在遗址里面发现了当时人类生活使用的陶器、石器、骨器，通过植物考古学的浮选，还发现了当时人们生活所必须的这些粮食，包括有黍水稻等等，这都是为展示当时人类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场景。
“太平遗址环壕、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显示出，太平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遗址。填补了关中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庆说。
咸阳塔儿坡发现战国晚期墓葬385座
咸阳塔儿坡墓葬项目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塔儿坡村东，共发掘古墓葬406座，其中战国晚期385座，汉代20座，唐代1座，窑址13座（汉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出土文物847件（组）。
此次发掘的战国晚期墓葬从形制上可分为竖穴土圹墓（55座）和竖穴洞室墓（330座）两大类。部分墓葬有龛、坑，放置随葬品。出土随葬品482件（组）部分陶器上有戳印四字陶文。汉代墓葬20座，出土文物364件（组）。从墓葬形制上可分为竖穴洞室墓和长斜坡墓道洞室墓两大类。唐代墓葬1座，出土文物1件。发掘窑址13座，均为半倒焰式陶窑，根据形制判断分别为汉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
“此次发掘的战国墓群与东邻的‘95塔儿坡秦墓’一墙之隔，墓葬形制、随葬品相近，两者应是战国晚期同一墓地。结合以往的发掘情况，进一步确认咸阳东郊是秦咸阳城的墓葬区。从墓葬规模、出土随葬品判断，这批墓葬均为小型墓葬，墓主应是一般平民阶层。”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旭阳说。
西安朱雀门外1200米处发现5座砖砌桥基
2022年，为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至今已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横街、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朱雀大街东侧水沟及其上与第七横街相通的2座桥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墙角、角门及其外侧水渠上的砖砌涵洞遗址，还发现明清时期荐福寺西北角院墙、围沟及院外2处骨灰瘗埋遗迹。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体现了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全民说：“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是明清都城中轴线上设置五桥的滥觞，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此外，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此次发现的朱雀大街东侧水沟，确认了朱雀大街的东部边界，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大致为130米左右（不含路沟）。
西咸新区发掘217座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
北城村墓葬群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北城村，距离咸阳国际机场4.5公里。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围沟1处。
北城村墓葬群呈长方形，东西长233.5米，南北发掘长度256.5米。围沟内的墓葬全部为东向，呈南北纵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规模基本一致，根据规模大小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墓葬均为规模较大的墓葬，由东向西呈5列分布，这些墓道长度均大于15米，其中31座墓道长超过20米。随葬品主要为铜钱、铜饰，少量陶器、铁器、泥饼等。西区墓葬的规模较小，东西向呈4列分布，墓葬的墓道长度小于15米，墓室深度一般不超过5米，出土器物以铜钱为主，少量铜饰件、陶器、铁器。
“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围沟内墓葬西区的年代应在北周至唐初这一时间段，东区墓葬应在十六国、北魏至西魏时期，整体而言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规模变小，时代越来越晚。”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柴怡说：“并根据体质人类学鉴定，人骨死亡多在壮年，男女比例基本为1：1左右，表明其人群之间必然有共同的血缘或者地缘关系。这对研究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及该时期人群构成、民族交汇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兵马俑首次发现“佩剑俑”
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最大。2022年是一号坑进行了持续十余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新发现陶俑220余件，并初步厘清军阵的排列规律，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
此次发掘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鼓2处、鼓槌1处、漆盾1处、笼箙3处；兵器柲多处、弓弩箭箙多处；发现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近千余件（组）。
“一号坑的建筑结构为框架式，与厢椁式陪葬坑相比技术较为原始，可推知其在陵园中修建较早。同时，这次考古发掘还取得了多项突破，明确了武器的种类与配属，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初步厘清军阵的排列规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申茂盛说：“此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在塑出大型后，先作细部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
出土唯一考古发掘柳公权撰书墓志
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凤林北路东延伸段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发掘3座唐墓，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方墓志，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
该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盗，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盖、陶半身俑、陶狗、墓志。出土的柳公权撰文墓志长76.7、宽77.1、厚14.5厘米，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每面三个，墓志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
根据墓志内容，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冯翊人。他的妻子为河东柳氏，是柳公权的堂妹。严公贶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严公贶逝世后，长子严脩穆请其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
“本次发现的严公贶墓志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陈徐玮说。
清平堡遗址发现城墙、城门、瓮城
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2022年清平堡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清理了城址南门和城外西侧护城墩区域，对城内开展了全面勘探工作。同时，对显应宫内部出土的彩绘泥塑、中心楼墙体开展了抢救性保护、加固工作。
南门位于清平堡南城墙中部，整体破坏严重，残存门道宽约3.3米。在南门外有瓮城，墙体保存相对完整，瓮城现存墙体最高处残高6米，顶部残宽1.2～2.1米，墙体底宽4.6米。瓮城内出土有大量砖瓦残块、少量青花瓷片、黑釉瓷片、残损铁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
“我们对清平堡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结构、保存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自我定位是军事和商贸二重的，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春雷说，“明朝政府为了防御河套蒙古的军事攻击，选择此地修建清平堡，其封闭的城墙、城门、瓮城的建筑格局均体现了这一军事防御的目的。在堡内十字街交叉处设置中心楼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市场，体现了清平堡作为商贸场所而修建的另一个目的。”西北信息报记者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