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我因碑刻遗存调查工作曾至神木高家堡，参观石峁遗址和考古发掘成果之余，还跟着石峁考古队的贺黎民博士沿秃尾河跑了几处古遗址与石窟，近得友人赠《石峁遗址志》，翻阅之后又获新知，对秃尾河流域及其周边古遗址的分布情况、地形地貌、人文历史概况及石峁遗址考古发现史略得以全面了解。
这本以石峁遗址为主体进行编纂的志书是方志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印行的新书，编纂委员会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省文物局及省考古研究院等机构的多名专家学者组成。图书16开本，总353页，采用了纲目体的方志编纂体例，记述史实，在自然地理、人文环境、考古发现、文物遗存及其研究成果、遗址保护管理现状、地方宣传展示工作等方面进行分类记述，图、表规范，随文配有不少颇具史料价值的图像资料。《遗址志》对石峁遗址环境的概述文字简明扼要、数据统计科学，并结合考古报告体例对石峁遗址考古调查、发掘项目及遗址状貌进行客观记述，分类介绍了出土器物。此外，除如实表述考古工作获得的重要荣誉、考古工作队简况、学术会议及多领域研究成果外，还对遗址规划保护、遗址展示、石峁博物馆设计建设、石峁出土文物存藏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记录。按照方志类目，志书中还设有“艺文”类、“人物”类，辑地方志等文献、考古学者诗文随笔，并择要记载各历史阶段对石峁遗址考古发现及文物保护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事略。诚如书中“序一”所言：“编纂《石峁遗址志》是陕西省地方志领域与陕西省文物考古学界的一次精诚合作，是陕西地方志工作的一次实践创新”。
方志类图书的编纂源于《禹贡》《周官》，既是舆地之学，也是史书。陕西地方自古有志，惜存世之书寥寥，清人王鸣盛在其《新校正长安志序》中曾言，北方地志编修在数量上远逊于南方。宋元以降，方志编修多由官方主持、学者纂集，在宋仁宗“庆历新政”以来的学术风尚影响下，较之前代官修州县图经，宋人修方志尤重历史古迹，如宋敏求《长安志》中即对周秦汉唐长安古迹及其沿革即进行了详细考述，后有元人李好文编著《长安志图》亦专门绘制有《城南名胜古迹图》。此后，方志编纂多注重地方文物历史沿革。
明正统后，蒙古鞑靼部进入河套地区，陕北延安、榆林等地所在的延绥镇逐渐成为大明北方九边重镇之一，为防边患，明人尤重军镇志的编纂，在万历年间纂修了《延绥镇志》，志书中初载“石峁”，惜未经实地考察，述其史为唐幽陵都督府所在地，后有清康熙年间延安府同知谭吉璁纂修《延绥镇志》、道光年间榆林知府李熙龄纂修《榆林府志》、神木知县王致云纂修《神木县志》等皆因循旧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石峁遗存被世人初次瞩目，一则是缘起于天津《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及旋即引起北大考古学会的关注并遣学人实地调查，二则是石峁玉器的发现与流失。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文物普查员对这片遗址的主要分布范围、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保存状况及文化内涵进行了实地调查与记录，正式命名为“石峁山遗址”，判定其年代为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调查记录》在2015年编纂的《高家堡镇志》中得以充分利用。自2011年始至今已逾10年，石峁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全面展开，石峁遗址保护规划工作同步实施，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不断颠覆着我们的认知，已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的重点，学界关注研究的热度与日俱增、隔空遥望，而这本由地方政府与省文物考古学界联合编纂的专业志书，正如静静流淌的秃尾河，在黄土川原之间勾连辑录这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映照着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