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过秦岭》 刘云 著
□ 付新雅
刘云先生是出自陕南安康的散文大家，近年来出版散文集《一生一个乡村》《风吹过秦岭》《草木光景》，逐渐形成主要以秦岭南坡为创作场域的艺术世界。他写人物、风物、动植物，具有自身独特而鲜明的文学风格，他的写作既不同于鲁迅，书写《故乡》的衰败残破和游子的不愿久留；又不同于沈从文，执迷于记忆中单纯美好的乡村生活。刘云笔下的乡土世界是当下的、真实的、正在发生变化和向未来敞开的，他坚持现实主义和浪漫抒情相结合的创作原则，用热爱与苦索精神，生动展现秦岭山川风貌、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个人的深切思考，淬炼感性与理性融合的时代精神和幸福与悲伤交织的文学火光。
（一）
在秦岭山中做了许多年官员的刘云，常年浸泡在山水草木和村民生活之中，下乡扶贫、赈灾、兴项目、体察民情，他几乎用脚丈量过秦岭南坡工作县域每一处。他以平和温情的姿态面对山里的生灵和同胞，成为他们情感上的亲人和朋友。他对基层现状了解透彻，对四时风景用情至深，正如他在《风吹过秦岭》后记中说：我生活工作在秦岭山中多年了，跟这山有了感情。他将山中所见所闻所感倾泻于笔端，形成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充满腾腾热气的艺术图景。他写秦岭草木，在秦岭以南，每年的春天，汉江两岸的川道和丘陵，油菜花盛开的样子十分摄人魂魄一片金黄色的露水，闪耀在阳光下，先是川道，继后是丘陵，不是小写意，而是大泼墨，是太阳研制的金粉调着露水涂抹到大地上，天地间呈现无限高贵的色泽，叫人想到幸福。(《菜花强悍》）写山水中生长的小动物，在老泥深厚的田里，拳头大小的草蟹极易得见，它们颜色发黑，一如老泥，在日光下发亮，显见得生命力旺盛。(《草蟹肥》）写农业生产工具耙，它是力度与征服的巧合。它的力量是内敛的，只有深入了板结的泥巴，它才活跃起来，嚓嚓擦地欢快地发出像春天本身一样好听的声音。(《被收集的农具》）写乡村生活元素火焰明显用噼啪作响的感慨，疯张地刮过最向阳的那片坡地，透过火焰我们是能看清那新翻开的黑土垄里，多少的雪白的草根和蛐蛐在蠕动，种子正在我们腰间的篾笼里，闻到了家乡的新鲜的气息。(《乡村音乐》）写下乡经历和农家生活场景我喜欢在乡下晴好的天气里，和乡下的老人闲聊。天空的高远、干净，会增加一些良好的气氛，青山和远处在阳光下反光的河水，当然也会首先成为开场的话头。(《田埂的尽头》)
刘云的文字让人再次温习美是生活艺术即生活的审美理念，艺术美不来源于理念或其他，只来源于现实生活。基层工作经验和个人行走经历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也促成他艺术风格的成熟和完善。他写秦岭的春夏秋冬、风雪雨水、草莓玉米豌豆、山羊麻雀斑鸠，稼穑者打工返乡人和基层干部，材料无一不来自于日常生活，情感无一不发自于内心深处。他对脚下土地深切热爱，对山中万物永远动心，哪怕一块本无生机的石头，都能写出亲人般的感觉，都能写出希望与幸福。这种心中常怀热爱，笔端自带温度的滚烫的写法，形成他散文创作的特殊情致，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诗人如果不辞劳苦，要从事于创作的艰辛劳动，那就意味着有一股强烈的力量，一种压制不住的热情在推动他，鼓舞他。这种力量和热情就是情致。
刘云的散文极具情致，他善用丰厚浓稠的力量和燃烧不尽的热情，制造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偾张的艺术冲击力。虽写单调阻塞的秦岭深林，但色彩感明丽，重彩浓墨，一座绿山山是瓦蓝的黑剪影清白的云朵青乎乎的草坡林子里铺一地金黄红藤肉肉的色泽艳红脸上就有了花粉感火焰般的花色而且空间感十足，视野开阔，一些山从最高处落下去，落下去，然后是台地，台地向河岸延伸下去，然后是平川，有时是大片大片的盆地，或者就是平原写山是打开的山，写水是流动的水，水一刻不息地自在地流动，随意变幻出水的形状，或疾或徐，或平静，或旋涡，或遇到岸坡上露出的树根，发出细小的噼啪声写山中栽种和水中滋养蓬勃而旺盛，乡下的老宅子，房前屋后，一年四季都种得热闹。果实不消多说，凡是乡下能长的，差不多都早栽上了。像甚李树、桑树、杏树、枇杷树、白果树、核桃树、石榴树、樱桃树，往往经营几年，变成了一个大果园子。(《草木光景》)最好的鱼是鲫瓜子、钱鱼、红鲤、白翅膀、黄辣丁。(《水边纪事》）呈现如此丰富的秦岭风光和物产，歌颂自然生长的万物和坚实而柔韧的山民，都是他热情或爱的果实。
与颓废异化的城市文明不同，刘云恰是用爱对抗现代性危机，在他的作品中没有虚无感、荒诞性和无意义，一切都有价值，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价值，这使得他的散文散发着独特的精神魅力和浪漫情怀，充满着力量和热情的奋斗。
（二）
刘云写秦岭的美与轻灵，但也不回避山民生活的艰难与苦痛，因为农村生活的苦难，是有目共睹的。甚至更是对后者的关切让他的散文更有分量，让他的写作更加结实厚重。作为基层治理者，他亲领身受山区环境的落后，山民生存的不易，感动于农民执着的生存信念，所以他写的是不久和当下真实存在的、正在进行的生活事件，这种视角提供了很好的文学即视感和在场感，正如散文家陈长吟所说：刘云的散文，呈现着生活的可触摸的现场气氛。
他写山中受灾后山体滑坡道路不通，他们背着粮食没日没夜地行走在山里，和乡上同志见面，都哭；和村里人见面，也哭。那时，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唯有眼泪说明一切。(《泪纷纷》）沉重的灾情和窘迫的生计让他痛苦得直掉眼泪，正是这种与山民生命上共情、感受上共鸣的情绪，体现出他以现实为基础的民生关怀和群众意识。面对身处天灾流离失所的群众无条件的信任与感激，我的泪水哗哗地流出来，不为故事的悲壮，为自己惭愧。秦岭山中多少闭塞不适宜人居的地方，干部有没有都走访到关切到。这件事让他深刻思考一个好的执政者真正应该怎样作为，乡村建设应该怎样着力，群众服务应该怎样更到位。即便经过不懈努力山里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但为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依然让他常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刘云的散文写出了诗人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苦楚，这种强烈的主观性是痛感的表现，同时这种主观性显示出艺术家是一个具有热烈心肠，同情心和精神性格的独特性的人。
他写金融危机对山里的冲击，经济衰退工厂倒闭，进城务工的山民返乡潮涌来，他在深入山民生活中感受到世界真是太小了，就算这样偏远的乡场上生活的人们，外部世界打一个喷嚏，无辜的乡人也会受到伤害。 (《风吹过秦岭》）大规模被迫返乡，这种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的失败，进一步增加了农村的整体性破碎，正如学者张柠在《土地的黄昏》中所写破碎的好处是为农民迁徙自由或者人身自由提供了机遇，代价则是对付破碎的成本太高，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回乡村。返乡的农民能再度被乡村接受吗，他们是否还能适应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这都是一个个艰难的民生问题。作家笔下，种种困难真实被感受，巨大的沉静压迫着我们内心的不安；也真实被关照，县上出台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他不断反思叩问我们要留给秦岭的 留给土地上的人们的到底是什么？这种道德良知感、历史使命感，让他如履薄冰，仿佛承担着什么责任，然后有时在梦中醒来，想起那些场景，心头产生惶恐。可见他已将为政的要义和对个人价值的定位变成本能，形成自觉的思想。他的从政理念接着地气，朴实无华，又寓意深长，如乡土之重，几为社稷家家户户稳住了，一个村子就稳住了最好的官都是心软的
无论作为治理者还是作家，刘云从未将自己当成民众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主动投身现实生活，做他们生活的参与者，他在文章中明确我不是旁观者，而是张汝伦先生所说的生存的个人，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旁观者，在日常现象中诊断出一般人的疾病痛苦。也可以理解为别林斯基的它不容许艺术家以冷漠无情的态度去对待他所描写的外在世界，逼使他把外在世界现象引导到他自己的活的心灵里走一过，从而把这活的心灵灌注到那些现象里去。生活在其中的特点，让他得以掌握更多现实一手材料，所以他文学的诊断才正中当下农村问题和农业发展的要害，他散文的质地才更结实稳固，经得起时间考验。
刘云的个性十分鲜明，他本身是一个极其关注民生，有崇高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的人，他对山民真实生活境况的了解可谓不少不浅，所以他的人生经验和创作思想中的苦感痛感才多了一些，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提到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刘云无疑将自我人格和个性充分投射到文章中，达到以文证人、人文统一的境界。
（三）
刘云作品中有炽热的爱和悲悯的苦，他像主人翁一样如数秦岭南坡的家珍，深情讴歌那里风吹过的一切草木和人间光景；又像探路者一样主动找寻农村和农业问题的答案，这从本质上与别林斯基所言一致，如果一件艺术品不是痛苦的哀号或高度热情的颂赞，如果它不是问题或问题的答案，它对于我们时代就是死的。他写爱人民，爱生活，爱事业的种种，写秦岭山中的微小与宏大，改革与裂变，探寻与摸索，他的散文在爱与苦中不断磨砺淬炼，升华成极具现实意义的文学特质，凝结成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伟大作品。
就刘云散文集来说，近年出版的抒写乡愁的《草木光景》，比十年前的《风吹过秦岭》质地要轻柔，风光要旖旎，创作心态要舒展，这与他工作与生活状况的变化不无相关，与他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不无相关。但当下的时代元素实际上比十年前更复杂更喧嚣，时代病症也更需疗治。个人认为刘云应回到散文创作的青春状态，更勇敢地爱和更沉重地痛，如沈从文在《给志在写作者》的信中说文学作家，他不但应当生活得勇敢一些，还应当生活得沉重一点。在时代精神里继续发展。因为无论文学批评的标准如何更新，最好的作品都需表现这个时代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且活得最长久的艺术作品都是能把那个时代中最真实，最实在，最足以显出特征的东西，用最完满最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但毋庸置疑，刘云秦岭系列散文的厚重意义在于，在当下乡村建设的大潮流中，他的散文提醒我们，文学叙事和抒情的真实性和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散文振作了文学的底气，正如评论家王德威所说文学不必总是必须依附在所谓实证或社会科学的种种史观之下，成为一种好像总是欠一等的历史叙事行为。 刘云的散文同时昭示着：文学创作必然要与真实的中国构建发生连锁，承担它本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硕士，西安音乐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