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松成
李春平中篇小说《艾可喜家的乡村故事》，以轻喜剧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清新悦目的乡村画卷。小说以走失的牛为引子，带出一连串的发人深思的故事。艾可喜的忧虑和思考，切中了当下农村的症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问题，作家拿捏准确，在乡土题材的挖掘与开拓上，具有某种范式的引导作用。
这是一个发生在时下的乡村故事，之所以要标明时下，不只是强调故事本身的现场感，而是作家笔下的这个乡村故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续写或延伸，思维上其实已跳出早期叙事的窠臼，说它别开生面一点也不假。作家为我们描绘的这个乡村图景，既是虚拟的、艺术的，同时也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它不是昨天的记忆，连一星半点的痕迹也没有，它完全采撷的是今天的颜色纯净、明艳、鲜亮！
一、走失的牛带出一连串的故事，轻喜剧的效果渐次彰显
喜剧性的开篇，一开始就给小说定了一个调子：松弛。当然这不是说结构，是收放自如的叙事张力，也可以说是叙事的风格。轻灵活泼的语言，其实是作家一贯的追求，而这又恰恰使故事的韵味多了一抹淡淡的诙谐与幽默、乡村的诗意描绘为故事的发展平添了一份难以言说的味道。艾可喜的牛丢了。牛丢了，艾可喜的魂就丢了。魂丢了，艾可喜的命就丢了。找牛，就是救命。这种具有强烈代入感的语言，它不是简单的开场白，它是在渲染、铺排一种喜剧的氛围，而语言的节奏感，则宛若力道均匀的鼓点，撞击人的心扉，但不甚强烈，却在一刹那间揪住了人的感觉，很奇妙，于是不由得你不跟着去，跟着艾可喜找牛去
找牛，是引子，或者说是故事的起因，当然没有这个起因，一切皆无从谈起。但这个起因的立足点，不仅仅是为了结出一种果。果是简单的，也是有答案的。起因诱发了很多情节，这些情节将一个看似简单的乡村故事，无限地膨化了。每个情节都被一种轻喜剧的效果带出来，它没有丝毫的嵌入感，而是那么的入情入理、如丝如扣：一个美丽如画恬静、温馨的乡村小庭院，因为一条牛的走失，而与乡村之外，更确切地说，与党对新农村的关怀、关心以及农民自身对政策的领悟和认知悄然地连接在了一起。由牛的意外走失，到求助县长，再到警察帮忙寻牛、院落安装监控器、发现违规企业向河水倾倒工业垃圾、县长拜访、爷爷举报企业等等，情节的链条环环紧扣，无懈可击，生活逻辑上升到艺术逻辑，一个看似单纯的乡村故事，被作家演绎得姿态摇曳、风生水起，新世纪的乡村图景和新的农民形象，在戏谑风趣的语言表达中，立体而又鲜活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二、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成就了艾可喜的另类形象
小说中的艾可喜是一个自信而又略带一点自嘲的人，他的身上似有陈奂生的影子，但很淡，淡得难以捕捉，作为一个世代和土地有着血肉联系的农民，他的精神世界依然恪守着原初的本色，这即是对土地的一颗不变的赤心，只不过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历程中，艾可喜已渐次摆脱传统的束缚，他的面貌和心态，皆完成了一种自身的蜕变。艾可喜富有喜剧色彩的亮相，使我们对这个人物由粗线条的了解，到渐渐触摸到细腻的内心世界。找牛的过程，也是艾可喜形象走向成熟、丰满的过程，由此，人物性格实现了从外到内的进一步深化。向县长求助，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起爆点，它的作用是激活故事，丰富人物个性、提升人物的品质。
艾可喜郑重其事地掏出手机，他用酒精棉把手机擦拭了一下，把音量开到最大，环顾了一下左右，仿佛要做一件很神圣的工作，连细节都很用心。艾小艺摆好拍摄支架，打开了手机的录像开关，随时录像。
艾可喜拨通了县长的电话，但他迅速挂掉了。艾小艺问：为啥挂掉？
艾可喜说：这应该是县长吃饭的时候，别人吃饭的时候打电话，不合时宜。女儿抿嘴一笑，不置可否。艾可喜补充了一句：我可是有文化的农民。
这是情节的描写，也是对人物的描写，人物在情节中变得生动有趣，它真实地揭示出了一种微妙的内心活动，艾可喜的忐忑、自嘲，将一个农民谨小慎微的举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电话打与不打之间的徘徊和摇摆，艾可喜经历了一番斗争，但他最终克服了胆怯、软弱的心理，战胜了自我，这一步他迈得艰难，这一步，也是艾可喜作为一个传统农民对过去的否定，求助县长，是思想的开放，也是一个农民对干部作风的一个大胆验证。
小说中的这个乡村农家，其实，就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时代的标签意味，它是作家对新的乡村世界的重新考量，创作上带有探索性，认知上又颇具超前性。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艾可喜的家庭则不是一般的家庭，它是全新的，从里到外都透出一种对传统乡村生活的告别和认识上的反叛，而这种反叛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艾可喜的这个家庭，既是物质型的又是知识型的，它是新农村发展、演变的一个窗口，但普遍性中所凸显出的特殊性，又使它成为乡村世界的一个另类。从物质的角度讲，艾可喜的生存面貌，基本上就是当下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但从精神的层面来认知，艾可喜又是农民中的少数（家庭的至亲成员中有两个博士和一个再读博士，还有一个玩抖音的网红达人），他和妻子也是有知识的农民，这样的家庭结构在农村实属凤毛菱角。但发生在艾可喜身上的故事，却颇耐人寻味，牛丢了，对于一个已步入小康水平的家庭而言，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既不会影响经济收入，也不会降低生活质量，用艾可喜自己的话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感情问题！牛非找回来不可。哪怕悬赏两万，我也要把它找回来！话虽直白，却发自肺腑。这里，与其说是强调情感还不让说是强调精神：走失的这头条牛和早期的传统农业时代的牛，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它不只是耕田犁地的工具，在艾可喜眼里，它是一种乡土情感的维系，是依恋，也是生命的陪伴。那么，这头牛就不只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了，它是艾可喜精神世界的一角，牛丢了，自然是天大的事情。
三、艾可喜对土地价值的思考和认知，是一个农民对根的坚守
精神重于物质，恰恰不是否定物质。牛的两面性，是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当物质基本丰裕的时候，寻找精神的自足就成为必然。找牛事件，在一种松弛的喜剧性的叙事中，却又悄无声息地推进着一种认知的速度。对牛的情感认知，使牛从物质的形态中退了出来，或者这样说，牛在传统农业时代的价值符号已经失去，取代它的是精神和情感的存在，沿着这种精神和情感的存在，小说的视角就逐渐走向了一个相对开阔的领域，这就是一种认知的速度。县长拜访，引发对现代农业的担忧和思考：
艾可喜说：我们村上，在外打工的、做生意成功的，挣钱之后都不回乡务农，在城里安家落户了。全村有一百多亩耕地撂荒，谁都不管，太可惜了。这些肥地两年不种庄稼就荒废了。所以我想，把撂荒的土地都租过来，请人种粮食。
张县长说：你是个很敏锐的人。空心村的问题，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县很严重。县委县政府也打算出台一些政策，让有能力耕种的农户租用过来，或者采取其他方式把闲置耕地利用起来，不至于浪费。
传统农业的告别，意味着现代农业的崛起。但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以及大片土地的严重撂荒，已成为眼下必须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农民永远要跟土地捆绑起来艾可喜的这句话看似浅白，但却透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农民离开了土地，就离开了根本，离开了根本，就会漂浮无依，成为一缕飘蓬费孝通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的一切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费孝通《乡村中国》，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土地是物事、人事的结合，没有单纯意义上的土地，只有烟火的土地，我们告别传统农业，绝不是抛弃土地，农业的转型，是划时代的进步，是一次革命，因此，这种告别，将是对土地更加科学的利用，而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则是灵与肉的关系，在新农村建设的征程上，这种关系将会更加的弥足珍贵。
找牛事件的延续性，使小说的层次一级级递进，于是，这个小小的乡村庭院，辐射面开始扩大、增强，它先是与乡村之外的城市有交集，继而又与县长有了交集。县长的造访，显然不是无目的性的，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县长与这个普通又特殊的家庭之间的接触，就没有了隔膜感和突兀之感。在这里，县长的出现又具有象征性，她对艾可喜一家的关怀，对艾可喜个人想法的重视、支持以及对举报违规企业的批示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传递着一种声音：党对农村的政策不会变。提高农民的地位、持续改善农民的生活、满足农民的期盼，永远是党和政府筹谋、思考的课题。
结 语
已故著名评论家雷达有段话，我以为说得极好：作家的责任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于表达精神的作家能够做到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雷达《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下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小说《艾可喜家的乡村故事》在一种轻喜剧的氛围中，将读者引入。轻喜剧只是一种叙事的形式，一种可以感受的外在表现，写乡村的诗意、写人心的忐忑、写新农民的新气象，看似趣味化的情节，却在轻与重的关系上，较好地体现了重，使轻喜剧在一种松弛的语言环境中，没有失去最本真的价值。乡村的图景，不是物化的、表层的，它的内在肌理是农民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新的乡村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性之路，守住乡村的关键，是要拓展人的精神空间，物质的富裕，首先应该是精神的自足。
《艾可喜家的乡村故事》为当下的乡土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范式，当然，这个范式并不是概念化的标杆，从创作的视角来看，它为我们进一步拓宽乡土文学的写作路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农民与土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他们之间互为依存，农民离开土地，就是一缕无根的飘蓬；土地失去了人的耕作，不单是浅层意义上的被撂荒，而是割断了世代延续的农耕情怀。农民从饥饿走向温饱再步入小康，是几代人奋斗不息换来的。建设美丽乡村，首先要召回人心、唤醒乡愁。让游子回家，让田园的炊烟重新飘起，人心扎下来了，土地也就活了，土地活了，乡村就有了生气。新的乡村世界，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它需要艾可喜这样的有思想、有担当的农民，它更需要艾小艺这样的充满朝气、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新式农民《艾可喜家的乡村故事》给我们创作上的启示，似乎远远还不止这些